有必要将广开言路进行程序性的安排，善于将体制外的诉求转化为制度内的表述，将非常态化的途径转化为常态化的对话，用制度保障纾解民怨，使老百姓成为享有实质话语权的公民。

　　武和平在总结近年来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后，得出前述看法。

　　例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当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严重打砸抢烧事件。县委、县政府办公楼的169间房子相继被烧毁，54台车辆连同大量文件档案被焚之一炬，数万人的骚乱整整持续了7个多小时。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当地一名女学生李淑芬落水身亡，由于当地警察施救打捞不力，家长对死因鉴定表示怀疑，并向当晚同在落水地的三名学生家长索求巨额赔偿。

　　武和平分析指出，瓮安事件中，听信了谣言的中小学生、以情绪宣泄为主导的人员群体、因各种原因被打击处理的人员、黑恶帮派势力、死者亲属等五部分人冲在最前面。他认为，长久积蓄的怨气和偶发事件引发的愤怒汇聚成了“6.28”事件的思想基础。

　　武和平介绍说，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曾告诉他：“瓮安可谓积怨太深、积案太多、积重难返。‘6.28’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6.28’不发，‘7.28’、‘8.28’也要发！”

　　原来，这些年瓮安治安混乱，多起大案、命案破不了，黄赌毒肆虐，假钞泛滥，光天化日之下，妇女戴的耳环被抢，耳朵被扯得鲜血淋漓。

　　此外，当地矿产资源无度开采，导致水源污染，人畜饮水困难，贫富两极分化，干部们一心抓GDP，急着出政绩，不顾百姓疾苦，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维护，有话找不到地方说，正当诉求没人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连牌子也不敢挂。

　　武和平披露，就在一哄而起的游行队伍从瓮安西门桥出发的当天下午，县委书记王勤还坐在电信局参加“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电视电话会。当纵火打砸行为发生时，他通知几大班子，将临时指挥部转移到离现场更远的人民武装部开会，根本不敢到一线接触群众，只是通过手机向上级求援。当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崔亚东赶到现场，命他立即向全县发表电视讲话，说明李淑芬死亡真相时，这位平时说话流利顺畅的县委书记，竟然连续十余个小时失声无语。

　　与此相反的是，当王勤面对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时，不仅没有自责，还一肚子委屈，诉说自己到任后没有歇过星期天，没有吃过请、打过牌，如何使瓮安的GDP从倒数到正数，如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话音未落，当即受到石宗源的厉声批评：你的皇宫后院都被老百姓烧了，你赶快扎帐篷到群众那里做工作去吧！

　　2008年的孟连事件，发生于当年7月19日，云南普洱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爆发了胶农与当地橡胶公司利益冲突事件，700多名村民手持长刀、锄头、铁棒、木棍与入村抓捕“嫌疑人”的民警和当地党政干部发生冲突，造成两名群众死亡，69名干部群众受伤。

　　而2009年的石首事件，缘起于当年6月17日，湖北石首永隆酒店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群众怀疑是被这家“贩毒酒店”谋杀灭口，不相信政府作出的自杀结论，指责当地公安机关不作为甚至包庇有权势酒店经营者，结果造成数万人的大规模聚集，致使62人受伤，16台警车被毁，包括当地派出所在内的数幢楼房被烧。

　　对上述事件，武和平说，在事件处置中，地方政府仍在沿用“别有用心”、“不明真相”的解读，令人担忧。将群众的利益诉求上纲为反政府行为，把群众宣泄不满夸大为被异己势力所利用，或多或少是在转移或淡化施政之责，用社会的无良掩盖事件深层次的本质。

　　武和平认为，客观而论，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以民生为主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目的，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对基层干部作风和执法偏差的质疑而非对政权的敌意；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从另一种方式反映了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而绝非挑战党的领导和意识形态的权威；绝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有组织的反抗图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在政府的职权内可以解决的，矛盾完全是可逆的。

　　武和平说，群众的要求并不高，无非是希望好官多一点，公务员办事公道一点，群众的利益多保护一点，让大多数人活得有尊严一点，所说的话能让上级听到多一点，他们的愿望和期待能够在国家的议事大厅中多体现一点。

　　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多是这些地方基层干部作风华而不实，公信力日渐缺失，甚至发展到与民争利，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从害怕听百姓说话到压制百姓说话，因而也失去了百姓的信任，最终使老百姓的“上帝”之口最后变成了“上帝”之手。

　　武和平认为，真正意义的稳定是一种心理期许，而心理期许则是以对制度的信任为前提的。这种信任源于利益需求的制度化保障，先决条件是透明、公开与公正。

　　因此，有必要将广开言路进行程序性的安排，善于将体制外的诉求转化为制度内的表述，将非常态化的途径转化为常态化的对话，将反映呼声的信访当做“最信任的访问”，用制度保障纾解民怨，使公众成为决策机制的主体，使老百姓成为享有实质话语权的公民，以形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人大监督”的决策机制。

　　同时，树立起司法最终裁判的权威，引导公民依法有序地表达意愿。如此这般，“上帝”之口则变为“上帝”之手，自然会托举民主法治的航船驶向政治更加昌明的彼岸。